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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更乌泾名天下——乌泥泾寻踪

黄树林


        秋日阳光将徐梅路织成一幅绚丽的锦屏,宁静小路的北侧是粉墙黛瓦的黄道婆纪念馆;南侧是绿树环抱、车流滚滚的外环线二大道。从我撰写《黄道婆》连环画时收集的史料来看,这就是“被更乌泾名天下,仰食者千余家”(元·王逢《黄道婆祠并序》)的乌泥泾,我国元代杰出的手工棉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的故乡。
        一、繁盛之地的追溯
        乌泥泾是黄浦西岸东西向的支流。经考证:乌泥泾水西承朱行的老春申塘。今经老华泾港,越过老沪闵路,经钱粮庙,南岸为西湾村,北岸为张行浪,过宁国寺桥,转弯南入张家浜,浜东为平桥,经宾兴桥向东转弯,南岸为桥里,北岸为东湾村,之后向东北而下,在原上海人造板厂边市轮渡口流入黄浦江,全长约4000米。大致为今外环线二大道。乌泥泾河旁的乌泥泾镇,是元、明时代松江府上海县繁荣的重镇。它位于上海县城(原南市老城厢)西南二十六里,元代属松江府,地跨华亭、上海两县;明代为华亭县华亭乡三十六保五十图,上海县高昌乡二十六保二十八、九图、二十一、三十一图,总面积12812亩。大致在今东从黄浦江西至老华泾港,南从关港(旧称吴店塘),北至长桥港(老春申塘),大部分在龙华乡。乌泥泾镇交通方便,古代主要水道有7条:东西向有4条,即吴店塘(今称关港)、华泾港(过老沪闵路为南北向)、乌泥泾、老春申塘(长桥至港口);南北向有3条,东边黄浦江,中间北家堰,西边张家浜。全镇交通方便,另有古代道路2条。乌泥泾因河得名,靠水运发展。元代黄道婆植棉和手工棉纺织技艺向全国传播,棉布贸易的发展,都得益于水运的兴盛。然而,六百多年前的繁盛之地、沧海桑田,如今只能在《上海名镇志》中“上海地区湮没名镇一览表”上见到其名,乌泥泾到底发生了什么?带着疑问,我翻开了一叠文献资料。
        二、棉纺中心的盛衰
        1936年夏,上海通志馆徐蔚南、胡怀琛、郭孝先、胡道静、李纯康、徐天明、蒯世勋等七人,在华泾人钱选春、当地乡董事陈平若先生的指点下,对华泾地区作过一次访古调查。蒯世勋先生写下了《华泾访古记》,详细记述了这次实地踏勘的经过。其实,乌泥泾已无从查考,但乌泥泾镇,从史料中能查到它的踪迹。相传宋时有农民在耕田时发现一块古碑,碑文中称此地为“宾贤里”,于是,当地名人、“富酹侯伯”的张百五就把这里叫作宾贤里。当年通志馆同人在西湾村看到了乌泥泾“弯向北去的水道的遗迹”,附近还发现刻有“宾贤桥”字样的石块和2块桥石,宾贤桥是横跨龙华乡东湾村西首中心河的石桥。胡怀琛先生即兴赋诗一首:“昔闻乌泥泾,宋元繁盛地;今日至泾上,无限思古意。”
        胡先生一句“宋元繁盛地”,勾起我对乌泥泾镇历史的兴趣。据《上海县竹枝词》秦荣光(1841-1904)诗:“宋代青龙置榷场,乌泥泾续设官祥。”下摘同治《上海县志》:“宣和初,复设乌泥泾监官。”又诗:“百五园林总辟畦,听莺桥古跨乌泥。绍兴年代于今远,御笔还留永泰题。”监官为镇之行政长官,据此,乌泥泾镇的成立当不迟于宋宣和年间(1119~1125年)。上海史专家张家驹在《黄道婆和上海棉纺织业》一书中写道,“乌泥泾南宋时是秀州华亭县属下的一个镇”,“当时颇为繁盛的镇”。虽然绍熙《云间志》未对乌泥泾镇有所记载,但宋元时期乌泥泾聚落之繁盛无可置疑,众多名人汇聚于此即为佐证。张百五原籍河北清河,随宋室南迁落户乌泥泾。张家资万贯,乐善好施,南宋隆兴年间(1163~1164年),此地遭灾歉收,张出粮赈济;南宋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捐资建桥,以其原籍为名称清河桥。据康熙《上海县志》记载:“宋隆兴元年(1163年)乌泥泾首富张百五捐款,僧昌月堂建(宁国寺)。”建成后的宁国寺与龙华寺南北遥遥相对,乾道二年(1166年)请得寺额。寺西有一大片旱地,俗称“八千亩”(沪闵路三号桥两侧),不宜耕作,张出资开凿长渠使乌泥泾直通黄浦,引潮灌田,使之成为良田。
        假如张百五的善举略显不足,那元至元年间移居乌泥泾、筑宅春光堂的张瑄,可是因开创海道漕运而留名国史的著名人物。张瑄,嘉定县八都(今浦东新区高桥镇)人,与崇明西沙人朱清一起聚众贩私盐,后做海盗,有众数千、海船五百。元至元十年(1273年)附元,至元十三年受丞相伯颜之命把南宋朝廷库藏图籍,成功地从海道运入大都(今北京)。元初朱、张献海漕之策,被采纳。至元十九年(1282年)由60艘平底海船运送着46000余石漕粮,历尽千辛万苦终抵。至元二十八年两人被授海道都漕运万户。大德七年(1303年)因有人诬告,张被捕入京处死,九年平反昭雪,延祐二年(1315年)诏还乌泥泾旧宅,其长子张文龙病逝葬于乌泥泾。至正二十二年(1362)张瑄曾孙张守中将黄道婆祠迁建到张文龙墓道南空地,请诗人王逢来府作序,后收录《梧溪集》中。张守中还复建春光堂。
        明弘治《上海志》收录元张梦应《乌泥泾太平仓记》,记录了在乌泥泾建太平仓的经过:至元十八年(1281年)议在乌泥泾相地立仓,“峙粮二十万石”,为华亭县漕运粮食的中转之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太平仓建成,并开仓河与乌泥泾相通。乌泥泾水道与春申塘、华泾港等沟通,使各路粮船通过乌泥泾入仓河抵太平仓粮库。太平仓成为不久后设立的上海县的唯一粮仓(太平仓遗址在今平桥宅东边),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遭倭寇焚毁。后来水道也逐渐淤塞,在太平仓与听莺桥之间的小村取名平桥。1983年平桥杨家在宅前凿井,发现一枚铜秤砣,铸文“大德元年制”。这是目前在乌泥泾故址上,发现的唯一元代遗物。近几年由于建工厂,整个平桥宅已迁到华泾镇东边,沿华泾路南建房。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据至元年间把太平仓建在乌泥泾,海贸人物张瑄移居乌泥泾萌发新的设想:海运的起点是否就在乌泥泾?这也推翻了学术界一直认为海运漕粮的起点在“六国码头”——太仓刘家港的说法。或者,海运漕粮的起点一度在乌泥泾,后来,因刘家港(今太仓浏河)航运条件更为优越,取而代之?或者,用较小的船舶从乌泥泾驳出,到刘家港换巨船出海?
文化教育是村镇兴起的根基。元时,乌泥泾人赵如珪建进德斋,聘请诗人王逢的长子王掖来馆执教,学生多达300余人。至治元年(1321年),其子赵庭芝中进士,是元代登进士第的第一个江南人,任江浙湖州归安县丞。继任郭性存、扎剌里丁也相继登科,为当时盛事。都水监张文龙的墓志铭也是郭性存所作。
        至正二十六年三月廿八日(1366年5月8日),才华出众的文人王逢也来到乌泥泾。王逢(1319-1388),江苏江阴人。20岁时游金陵,以黄河浊变清为题纵论世事,饮誉士林。朝廷多次举荐,他坚辞不就。47岁时得张守中(张瑄曾孙)之助,迁居乌泥泾镇,流寓凡20余年。他名其园为最闲园(见图3)。对盛行于乌泥泾的纺纱织布,尤倾注热情。他应友人张守中之邀,所作《黄道婆祠并序》,叙述了“道婆遗爱在桑梓,道婆有志覆赤子”的事迹。他是诗咏黄道婆的第一人。园里常客陶宗仪常随身携带笔砚,记录所见所闻,汇编成三十卷《南村辍耕录》。其中卷二十四“黄道婆”,是黄道婆的生平最早的记述。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中央政府批准设上海县,乌泥泾镇由华亭县划归上海县管辖。元代上海县共设巡检司(治安机构)5个,除杜浦、青龙、邹城、新泾之外,另外一个正是乌泥泾。到了明代,方志中有关于乌泥泾镇的记载比比皆是,如弘治《上海志》“黄婆祠,在乌泥泾镇”。明初的乌泥泾,市面繁荣,俨然为上海西南水陆重镇。日本尊经阁文库所藏的《水陆路程》,是一本明代中叶的行商路程手册,书中第七部分列举了以松江城为中心的十五条水路。其一,松江府至乌泥泾,乌泥泾地名下有两行小字夹注:纺棉纱脚车始自本处一老妇。明正德《松江府志》“乌泥泾镇——在二十六保,人民盛于他镇,有税课局。”明朝洪武六年(1373年),乌泥泾有课税局的设置。这乌泥泾课税局与县市局、新泾局,为上海县仅有的3个课税局。明成化年间(1465~1482年),黄道婆革新的乌泥泾被传入皇宫,嫔妃、宫女对五彩缤纷的提花棉织品异常喜爱,宦吏大做手脚,将一匹花布的价格抬至百两金。
        黄道婆为乌泥泾带来繁盛,海外学者将其誉为“棉花革命”,与“工业革命”并论。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乌泥泾课税局被革。清前期方志中,还列有乌泥泾镇,据嘉庆《上海县志》记载:乌泥泾镇遗址范围内出现“平桥”的地名,大部分是那时从浦东迁来的移民聚落。原有房子5048间的宁国寺,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改建时只有七间三进的规模,却在清后期的方志中不见了乌泥泾镇。
         三、名镇湮灭的谜团
        根据上述资料,乌泥泾镇应发端于宋末,兴起于元,繁盛于明,衰落于清末。乌泥泾镇究竟为何衰落?终其原因,有的说是嘉靖年间倭寇的焚掠。乌泥泾镇的标志建筑宁国寺、太平仓均遭焚毁,与蟠龙、下砂、新场等市镇一样,“昔称繁华,尽成瓦砾”。上海地区遭受倭患的市镇,不胜枚举,上海县城、嘉定县城、罗店、南翔、江湾等等,但它们之后都复兴了。显然,还有其他的缘由。
         地理变化如河道淤浅也许是根本的。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王逢曾携里中老叟和门生共登龙华港口的文翚洲,从诗序云中可以看出当时乌泥泾淤沙速度之快。但淤沙可以疏浚,元末任仁发数次开浚乌泥泾,那是因为其地位重要。明正统初年(1436年),象征乌泥泾镇“繁盛于他镇”的课税局曾一度被革,关税并由新泾局征收,虽然正统十一年(1446年)又恢复了,但是否意味着乌泥泾镇的地位有所动摇,没有必要再大兴土木了呢?
        还有种说法是乌泥泾地区有新的集市兴起,渐渐取代其位置。清代后期的方志记有附近的华泾市、长桥市。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上海知县郭经于华泾港上建华泾桥,接连南北两街,明代称华泾铺,清初聚集成镇,镇以港名。棉纺织业发达。民国时镇上有布庄、钱庄、肉庄、典当、油米行、南北杂货、糖坊、浴室等店摊几十家,商业颇为兴盛。清代,清河桥之南属华亭县,桥之北属上海县,因该桥横跨两县,故民间称之为“长桥”。村也因桥得名,后发展为市镇。清河桥曾数次修缮,1976年,因开挖淀浦河,老春申塘被填没,桥也随之拆除,长桥镇只剩南街,有居民260户;上世纪末镇与新村相连,东西街机耕路拓宽为罗秀路。清代在龙华乡关港村东黄浦江畔当年税课局的位置,又设关卡收税,故名关港。1931年成为镇,水运繁忙。
也许是黄浦改道,导致了一代名镇的湮没?《上海县竹枝词》诗:“乌泥泾镇亘东西,十里街长旧迹迷。中被潮冲坍入浦,但留一庙在浦东。”“一庙”指三林塘的乌泥泾庙,位于三林西北首临浦村。宋时乌泥泾镇与三林相连,后来黄浦河道扩大,冲断了街道。明嘉靖年间,倭寇抢掠烧杀,巨镇被毁。乌泥泾庙也变成一片瓦砾,后迁建于黄浦边上,又遭潮水冲没之灾;清康熙年间,由孙明海迁建于浦东夏家嘴东南,仍称乌泥泾庙,与紫竹庵佛教庙宇为邻;清道光二十五年重修,并立有《乌泥泾庙迁移浦东缘始记略碑》;同治年间和1922年又重修,并与紫竹庵合而为一,重建后为黄浦江边一雄刹,庙里供奉有城隍、关帝和黄道婆等;解放后在破四旧中庙毁坏;2002年,原江津庙佛徒买下原乌泥泾庙废址,建为法华学问寺(见图4)。乌泥泾庙的盛衰是否就是乌泥泾的历史缩影?
        或许,乌泥泾镇的衰落还有其它缘由。比如历史上关于黄道婆祠(或黄母祠)毁建的记述有十多次。但黄道婆墓记载甚少,清嘉庆、同治《上海县志》“坛庙”、“祠祀”才有所记述,称黄道婆墓“在二十六保二十八、二十九图”。又据《二十六保志》,黄道婆墓地为“田六分二厘七毫,免科”。也许黄道婆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不是地位显赫的权势贵族,故里乡亲为其收殓安葬为一个普通的土坟?也许墓与祠不同,墓只能是一个,祠可以建多个,其建筑规模也可大可小,经常有人前去烧香祭祀?也许元代曾盛行过遗体火化,将火化的骨灰装在有盖的陶罐里后再埋葬,黄道婆的遗体也许是火化后再埋葬的,陶罐占地小,再加上年复一年,周围都是祖坟,不能随意动土,日久不加维护,野草丛生,逐渐成了荒冢,以至后人难以辨认?也许这也与乌泥泾镇的衰落有关?也许还蕴藏着更多的秘密?这只是推测,有待专家学者进一步研究考证。
        纵然有无数个原因,但生生灭灭是自然规律。黄道婆墓前,碑亭木梁空隙任橙红夕辉一泻而下,微风过处,两旁松柏黄杨发出细碎的簌簌声,仿佛一首遥远的童谣:“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二只筒子,两匹布。”“黄婆婆,黄婆婆,吃是吃,做是做,一天能织三匹布......”
 

 


参考文献:
1. 张家驹:《黄道婆和上海棉纺织业》,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
2. 上海通社:《旧上海史料汇编》(下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3.顾炳权:《上海历代竹枝词》,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
4.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名镇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5.张渊等:《黄道婆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6.陈澄泉等:《被更乌泾名天下-黄道婆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作者系徐汇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主任、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