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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充仁与外滩“人民英雄纪念塔”筹建忆往

姜龙飞


        勒石而碑,廓基而塔,向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历代皆倡。然而,直到1994年5月以前,上海除有龙华、宝山等几处烈士陵园外,尚无一座可供民众祭奠的人民英雄纪念塔。1987年,在上海市八届六次人代会上,47名代表联名提议:尽快建立人民英雄纪念塔。11 月17日,市政府召开“人民英雄纪念塔”建设动员大会,公开作出回应,时任副市长倪天增宣布,决定在黄浦公园兴建“上海市人民英雄纪念塔”。
        这个决定,对于年龄稍长一点的人来说,只能说是旧闻翻新,因为早在1949年上海解放之初,同样的资讯就已储存在他们的记忆之中了。时隔几十年,老话重提,凡略知个中蹊跷者,莫不感慨唏嘘。
        1949年5月27日上午九时,经过为期15天的激烈战斗,上海全境宣告解放。时隔仅仅数月,在陈毅市长的亲自关注下,一个关于建造“上海人民英雄纪念塔”的计划即开始启动,具体交由新组建的市工务局局长赵祖康领衔筹备。
        赵祖康亲率主管处人员,勘察比较了预选的六处塔址后,对其中的两处:一、北京东路外滩黄浦公园门前空地,二、水电路附近空旷地区(原日寇海军表忠塔园),提出了倾向性意见,并备平面图两份,呈请市长定夺。
        11月3日,陈毅市长在仔细审阅了工务局的呈文后表示:建筑在黄浦公园门前空场为宜。
        潘汉年副市长对呈文也提出四点意见:1、图样形状要塔式,而非碑式;2、建筑物应顾及水陆两面的视线;3、设计应简单、雄壮、有力;4、全部造价虽不限制,仍望不过于庞大。
        12月24日,市长陈毅,副市长曾山、潘汉年、韦悫,共同署名发布《上海市人民政府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塔征求图样公告》。
        几天后,《公告》见诸于报端:
        “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具有建筑专门学识和经验者,均可应征......应征图样应密封姓名,于1950年1月12日以前送工务局......至图样评定后,拆封核对......”
        《公告》刊登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截至1月12日,短短半个多月,工务局共收到应征图样38件、石膏模型5件。1月19 日,工务局举行初审,预选了其中的18件图样,拟提交评判委员会审定名次。
        1月31日,经潘汉年副市长核准,人民英雄纪念塔设计图样评判委员会由文化局局长夏衍等7人组成。
       正当筹建事宜进展顺利之时,市政府接到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通令:“查各地近有筹建或兴建烈士陵园碑塔者,为纪念革命先烈,教育群众,此举固属需要。但在目前财政困难条件下,应从缓进行......”
内务部的通令不无道理。1950年2月6日,上海刚刚遭受到国民党飞机的空袭,杨树浦发电厂损毁严重,造成全市性停电。加之工商系统资金周转困难,上海财政陷入重重困境之中。遵照内务部通令,市政府决定暂缓建造纪念塔,但要求评选应征图样的工作继续进行,“以俾在财力可能之新条件下进行修建”。

         异乎寻常的财政危机,如同积毒迸发的急症一般,在名医高手的调理下,来得迅猛,去得也神速。短短几个月后,在市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有效措施下,上海已闯过难关。正如当时赵朴初套用李白诗句赠给陈毅的一首七绝所言:“将军妙语绝人间,四月江南不等闲。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经济的复甦,使暂缓筹建的纪念塔再度纳入市政府议事日程。
1950年5月5日,纪念塔图样征稿评判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张充仁参与的两组设计分获第二名和第四名。
        5月28日,外滩黄浦公园内张灯结彩,一派节日气氛。市政府决定在纪念上海解放一周年的日子里,先期举行“人民英雄纪念塔”奠基典礼。陈毅市长、潘汉年、盛丕华副市长出席了典礼,陈毅市长亲自将基石安放在位于公园西北部、近中山东路一侧的基座上,洁白的大理石上镌刻的金色碑铭“上海人民英雄纪念塔”是他的亲笔手迹。
       奠基石为什么安放在公园内,而不按照陈毅市长原先的批示放在公园外空场上呢?其中有一段小插曲。
        当时援沪的苏联专家巴兰尼可夫认为,公园外空场面积拮据,不易容纳更多的瞻仰者举行凭吊和纪念活动,建议将塔址移入公园内。虽有市长批示在前,但彼时之民主政府照样纳谏如流,接受巴兰尼可夫的建议,奠基石随之易地。
        奠基典礼举行的第二天,《解放日报》即以显著地位全文刊登了《上海人民英雄纪念塔碑文》:
        “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在上海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一年以来,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争取人民自由幸福,在上海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碑文中“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一年以来”一语,显系“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来”之误。1950年6月1日,市府办公厅专门在《解放日报》上为此发表《重要更正》。但为时已晚,这一错误已被镶嵌在了纪念塔基石背面。可惜到了1987年,新成立的纪念塔筹建指挥部显然只查阅到碑文原稿档案,而忽略了市府办公厅事后在《解放日报》上的更正,以致发布的《征稿启事》中,再次出现同样错误。
         由于塔址更改,原先选定的设计图样亦须改动,工程审议委员会决定重新公开征求图样。
11月中旬,《解放日报》连续三天刊登《上海市人民政府为建筑本市人民英雄纪念塔继续征求图样公告》。《公告》刊登后,反响比第一次更为热烈,共收到应征图样46件。工务局初审选出12 件,连同第一次征稿的前十名图样,共22件,一并送交审议委员会遴选。
        1951年3月27日上午,审议委员会举行会议,对应征的设计图样作最后评选。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协商后,进行投票表决。表决结果,编号为32、33、37 的三件图样分获第一、第二、第三名。名次评定,遂拆封核对姓名,第一、第二名的获得者均为雕塑师张充仁和建筑师谭垣、张智、黄毓麟四人。
        图样所示纪念塔,将由屹立在塔基上的铜质雕塑为主构成,雕塑取工、农、兵、学生、妇女五种形象共擎国旗的造型;塔顶有一颗硕大的红五星,下缀四颗小五星;塔身饰以云彩,塔基背面刻有花圈浮雕;周围置香炉,届时焚烟袅袅,以造成庄严、肃穆之氛围。对雕塑的构思,张充仁专文予以说明:
         “雕刻上切忌双数,比如两人并立,则人为一对,脚见两双,其数一望而尽,不耐寻味......今群像五人故得。由西望之见三人,东西望之见五人,北面见三人,南西见一人,均属单数。他如手足布局,四面亦皆见单数......且姿态皆参差有致,变化而统一调和而有力。将来塔成,由远望之,先见众擎一旗,紧张而努力;渐渐走近细视之,乃见农工兵等象征人物各有表情、各有意态。”
         张充仁是我国现代雕塑艺术奠基人之一,有“泥塑之神手”的美誉,影响了好几代人,但在20世纪中后期的中国,他的艺术生涯并不平坦,几乎名不见经传。张充仁1907年出生于上海,幼年丧母,进入被徐悲鸿称为“中国西洋画的摇篮”的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学艺,系统接受了绘画、摄影和法语教育。1928年张充仁从土山湾“满师”后,考进上海《时报》,接替戈公振任画刊主编,崭露头角。1931年张充仁考进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油画高级班,和吴作人、吕霞光等同学一起师从巴斯天(A.Bastien)教授,学生时期他创作的油画《凉风动荡》,已代表皇家美院在“万国博览会”中展出。次年张充仁又考入雕塑名家隆波(E.Rombaux)教授的高级雕塑班学习,并在罗丹的传人马林(Marin)教授的指导下,单独雕塑了一尊人体巨像,这是中国雕塑家首次在欧洲建立的巨型城市雕塑,至今仍屹立在比利时首都的百年宫顶。1934年张充仁协助比利时著名画家埃尔热(Herge)创作连环画《丁丁历险记——蓝莲花》,向欧洲人民介绍真实的中国并揭露日本侵华真相。1935年张充仁以人体雕塑第一名毕业,获比利时国王亚尔培金奖、布鲁塞尔市政府金奖和雕塑家文凭。他婉辞了皇家美院的高薪挽留,回到祖国,次年创立中国第一家集绘画、雕塑创作和教学于一体的“充仁画室”,并先后在之江大学、上海美专、新华艺专、苏州美专等任教。
        4月12日,评选结果向全市公告。
         第一名虽已评出,但众目睽睽之下的一件艺术品,难免见智见仁,人言言殊。一场旷日持久、形同马拉松般的图样修改由此开始。
        按照预定的方案,建筑工程将于6月间开工,预计10个月后完成;期间于1952年4月先制成石膏模型,“五一”举行揭幕礼;铜质雕塑的最后完成期定为是年12月。然而下面的日程,却完全打破了预定计划。
        据档案记载,1951年4月23日、5月16日、6月16日、7月3日,工务局先后四次召开座谈会、审委会,对图样进行修改,并签订工程合同。
        截至以上四次会议,讨论的内容大都集中于技术细节和雕塑设计的局部修改,然而延至8月,情况发生骤变。
        8月3日,审议委员会第7次会议在工务局召开,特聘的列席委员多于以往任何一次。有人对张充仁的设计,提出了火药味甚浓的诘难:
        “雕塑图样与美国为纪念二次大战中登陆硫磺岛战役所发行的邮票上的图样,均为合擎国旗,有雷同之嫌......”
        “雕塑的成功与否,在于能否表现出正确的政治内容,这是一个政治思想问题,而不单单是创作技巧问题......”
        “对于富有技巧的艺术家,虽要进行争取与团结,但不能以人民英雄纪念塔作为争取与团结之工具......”
        “此事关系重大,即使已经建造完成,如发现作品中存在着政治思想的重大错误,仍不惜全部拆除,电影《武训传》即为最好的教训......”
        张充仁虽竭力辩解,但显得力不从心。
        会后,工务局仍于9月25日与张充仁签订了《上海人民英雄纪念塔雕刻委托塑制合约》。12月13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明确批文:同意建立人民英雄纪念塔。华东财经委员会专门批给工程用铜23.5吨。1952年1月,经警备区郭化若司令员批准,张充仁找到警卫连副排长祁光星为模特儿,开始了塑雕创作的头道工序——泥塑。
        勉力维持的局面终难持久。1952年3月中旬,纪念塔土建工程突然下马。5月底,张充仁完成泥塑精像,交工程审议委员会审查。然而,因文艺界“整风”和“三反”,本届审议委员会面临解体。缺乏政治细胞的张充仁无法逆料,来自某方面的指示已下达到上海:“资产阶级影响严重的张充仁所设计的图样是不妥当的......可以把报酬付给他,但需发动美术界和新闻界狠狠地批评他一下,此人在文艺整风以后尚如此毫无进步......”
至此,张充仁的设计使命不可避免地宣布告吹。
        1955年8月,潘汉年副市长蒙冤入狱,原先他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塔奠基石上的名字,随即被厚厚的水泥所履盖......岁月,走过了一段劳而无功的历程,给后人留下了长长的空白......
       1987年岁末,“上海人民英雄纪念塔”筹建指挥部在黄浦公园内再次设立,要求在1989年国庆节前建成,迎接建国40周年(实际完成1994年)。
        市政府依照前任的方法,仍公开征集设计方案,全市共有114个设计小组报名应征,经过数轮评审,形成最后方案。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三块枪状塔体,寓意鸦片战争、五四运动、解放战争以来光荣牺牲的先烈永垂不朽。黄浦江驳岸则向江心展宽20米,建成立体绿带,与纪念塔相映成辉,成为上海又一个地标。
        在拥有21名成员的纪念塔方案评审委员会名单中,笔者欣喜地看到了几个当年参与过这项建设的人员的名单。其中同济大学教授谭垣先生,曾是1951年获奖方案的设计者之一。如今,上海人民英雄纪念塔早已在黄浦江畔巍然耸立,塔基上曾被抹去的潘汉年副市长的名字,也在新塔建成之后,由当年的知情人致函市委,在市委领导的过问下,经查证档案,才被重新确认补刻上去。然而,那些仍须追记、确认和铭刻的历史,又何止这一件啊!




(作者系《档案春秋》杂志原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