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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天主教会的重要机构—土山湾孤儿工艺院

张化


       1949年前,上海天主教会有不少重要机构,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就是其中一个。它随上海天主教会的发展而发展,它的发展对上海天主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上海乃至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历史沿革及内部构成
       土山湾地处肇嘉浜由北而西的转弯口,为当时水路交通要道。每年疏浚河道的淤泥,在此堆积成阜,因此得名。1864年7月,天主教会在此建孤儿院,用土山之土填平西北部的低洼地,“土山”地貌特征逐渐不存,仅留地名。1949年,孤儿院占地80多亩,东靠肇嘉浜(今漕溪北路),南临蒲汇塘(今蒲汇塘路),北与原大修院(今徐汇区区政府)毗邻,西面有大片菜圃及球场,约至今文定路,有房屋150多幢,包括一座华丽的小教堂。19世纪70年代,教会沿肇嘉浜西岸筑蒲西路,孤儿院门牌为蒲西路448号。1874年,为连接肇嘉浜两岸教会机构,在孤儿院门前筑慈云桥,1903年,改木桥为铁桥,19世纪40年代末拆除。桥堍有孤儿院和天主教专用的码头。
       1、内设部门
       1949年,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分孤儿院和工场两部分。工场内设有印刷、木工、五金、绘画、种植等部和发行所。两部分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孤儿院和工场的各部门各有发端。
       孤儿院。1849~1850年度,青浦县发生饥荒,意大利籍耶稣会士、青浦本堂神父柏葆禄(Paul Pacelli)收了400名儿童(男250名,女150名),交由山东人郭相公照管。郭相公在杨字圩(今青浦区工业园区盈中村)抚养若干天后,带领一批由教区负责收养的儿童至横塘(今松江县泗泾镇横塘桥村)。同年,法国籍耶稣会士、横塘修道院神父施于民(R.Rose)也收养了60个孤儿。1850年,合并两批孤儿中的存活者,迁蔡家湾(今青浦县徐泾镇高泾村),由法国耶稣会神父马理师(Louis Massa)负责,仍由郭相公照管。此后至1882年,实际照管孤儿者均是郭相公。在1860年太平天国战事中,马理师及数十名孤儿被难。剩下的孤儿迁董家渡,暂住前不久被取消的小修院,继而迁神父住院东南面的余屋。数星期后迁城内近南门一家破陋当铺,直至1864年。因条件太差,孤儿大量死亡。1864年7月在土山湾建院,同年11月22日,迁入。当时称土山湾慈母堂,习称土山湾孤儿院,20世纪40年代末改称土山湾孤儿工艺院。
       孤儿院对内称学校部,与工场的内设部门平级。不同时代,学制和课程设置有变化。1941年进行整理改组,设初级小学4年,高级小学1年,实习班2年。初级小学所设学科与普通学校一样。院方还从孤儿中挑选了40人入汇师小学寄读,早出晚归。高级小学期间,实行半工半读,到孤儿院各工场学习工艺。实习班学生又称学徒,白天工作,早、晚学习。抗战后,设完全小学和工读班。完全小学对外称慈云小学,对内,三年级以下为小班,三~六年级为中班,六年级以上为大班。工读班相当于初中。
       工场。工场随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教会需要而设立、扩展或收缩。1860~1864年,年龄较大的孤儿学成衣、制鞋,年幼的拣棉花、纺纱、甚至织布。迁土山湾后,纺织工场逐渐收缩、放弃,开始经营种植、饲养业。1900年,工场分四部分。一是成衣和制鞋工场,满足孤儿院和徐汇公学的需要。二是木作工场,包括附属工种,大约有180名工人和学徒。三是印刷工场。四是油画及水彩画工场。以木作、印刷、绘画工场的产品为多。
       印刷部对外称土山湾印书馆。1850年,蔡家湾孤儿院即开始雕版印刷,为教会印刷宗教书籍。70年代以后,随着信徒人数和对宗教印刷品需求的快速增加,印刷部加快发展。1870年前后,教会买下一家中西文印刷所。1873年,土山湾已用这套设备印书,出版的第一本西文书是天文台推算的、附有日出日没时刻表的1874年《日历》。1874年开始用活体铅字印刷技术,并自铸铅字,排印的第一本中文书籍是《弥撒规程》。1876年开始用石印技术。虽然靠人力印刷,速度缓慢,但石印技术由此传入上海。1898年装置发动机。1902年设照相部,1913年开始用照相排版技术。20世纪30年代,铜版、玻璃版、三色版等制版技术在上海居领先地位。抗战初期,用自动西文排字机。至1900年,出版中文书293种,图片、地图等90种,西文及中西文并用书的书目就有四开本12页。20世纪30年代,年均出书中、西文各50种,其印数西文书约500-1500册,中文书约5000-7000册。
        木工部习称木匠间。除木工,还有铁工、雕刻工、漆工和镀金工等辅助工种。主要生产教会用的各种精细木制品。1852年,耶稣会西班牙籍辅理修士范廷佐(J.Ferrer)开始制作祭台和木刻像。1870年,开始生产较大、较精致的祭台和木雕像。1874~1875年度,扩大规模,兴建木作工场。除生产教堂用具外,也制作各式中西成套家具,含红木家具,有不少出口欧洲。曾为教堂制作管风琴。20世纪后,也生产小提琴等乐器。
        绘画部习称图画间,对外称土山湾绘画馆。1852年,范廷佐开始培养中国绘画和雕塑人才。范廷佐的父亲是杰出的雕刻家,他又曾到罗马学习绘画和雕塑。画室设在徐家汇教堂堂场西南角会客室旁的一个厅中。此乃上海地区第一个西洋画室。1870年,画室迁土山湾。学生中最优秀的是耶稣会中国籍辅理修士陆省三(伯都)。范廷佐教他制图和塑造模型,曾专门学习绘画的意大利耶稣会士马义谷(Jricolas Massa)教他绘画。马义谷和陆伯都又培养了刘德斋(必振)。1880年后,刘必振培养了一批油画人才,此后代代相传,人才济济。随着教堂的增加,绘画产品需求量不断增加。1900年,有20~30人从事绘画工作。该馆引进了铅笔画、擦笔画、水彩画、木炭画、油画等西方绘画技艺,逐步发展人像塑造、石雕、黄杨木雕、木刻等西方雕塑技艺,石膏模型和石膏像制作工艺。20世纪初引进彩绘玻璃工艺。
        五金部习称铜匠间。原为白铁作坊,为修建教堂提供配套白铁设备。1908年起制造教堂用具,如教堂大钟,金属的祭台、圣像、雕刻,铜管乐器,及神父做弥撒用的圣爵、圣盘等。下设翻砂、铸铁、机床、电镀等工种。其镀金、镀银、镀镍、抛光等技术在中国堪称一流。制作的佘山圣母皇冠,工艺精美,1949年后,外国传教士运往国外,不知所终。制作的祭台用具----供圣体用的“圣体发光”,镶嵌十分精美,现在香港教区陈列室。
        院内有菜圃和饲养园,种植各种蔬菜,饲养鸽子、兔子、鸡、奶羊和猪,主要供应孤儿院,也供应教会各机构。
1949年后,境外和境内各教区向土山湾孤儿工艺院订货的数量逐渐减少,工场收入逐渐减少。孤儿和工人受到政府关怀。1953年,孤儿院由市民政局接管,开始分批遣散孤儿,另行安置。工人为求生存开发新产品。1956年1月实行公私合营。教会保留部分宗教用品的生产和销售,其余并入相关行业,工人亦作妥善安排。1958年后,连印书馆也已无业务,开始清理,1960年前后宣告结束。
        2、管理者及其生活状况
        孤儿院由耶稣会创办,1950年才归属上海教区,但仍委托耶稣会管理。根据耶稣会会规,耶稣会住院应设院长和理家各一人,为正、副领导人。孤儿院在很长时期内邻近徐家汇的耶稣会住院,故只有1个神父负责,称理院或主任,有1至数名辅理修士协助院务。1920年起,设理家职位;数年后设院长职位。自创办至1953年,均由外籍神职人员任负责人。20世纪40年代开始有中国人担任理家。除了种植部,各部门也大多由外国的神父或修士负责。小班学生由献堂会修女管理。20世纪50年代初,外国神父和修士逐渐离境。1953年,孤儿院由市民政局接管,工场部分由教区推选中国教徒出任院长。
神父和修士住一幢很清静的楼房,由洋灶间做西餐。早餐有咖啡、牛奶、面包、鸡蛋和肉类,中、晚餐有罗宋汤、大菜、面包、水果,星期日或宗教节日有冰淇淋、葡萄酒或白兰地。解放初,院方号召与儿童一起在中灶间吃中餐,但吃不惯的人仍可吃西餐。
       3、经济状况
       工场实际上是产品独特而畅销、获利颇丰的工艺品工厂。上海及远东地区教会均向工场订购宗教用品。工场也生产家具、餐具、皮具等日用品,以做工讲究见称,主要供应在沪侨民,少量销往欧洲;绘画部临摹的欧洲名画,售价昂贵,畅销国内外。
       孤儿院的经济来源主要有:第一,巴黎圣婴会总会提供的津贴。从创办到20世纪50年代初,圣婴会一直提供津贴。第二,有父母或保人的儿童所缴费用。20世纪40年代,每月缴钱合大米一到三斗。第三,儿童半工半读生产所得。儿童升到中班即略事生产,他们往往用钳子串念珠,经五金部电镀后出售;大班工作时间更长、工种更多。收入归院方,儿童仅得几张奖票,奖票在学期末或年末可换几支铅笔或一条毛巾。第四,向社会募捐。第五,向国内外救济机构申请物资。抗战胜利后,从美国救济总署领来大量衣料、大米、罐头食品。第六,各工场抽出收入的10%补助孤儿院。
孤儿院的开支非常节省。1865年,除江南教区,中国各天主教教区共抚养孤儿1322名,开支187588法郎,人均103.86法郎。 江南教区抚养孤儿1312名,开支86000法郎,人均65.55法郎。
       4、土山湾孤儿院与相关人物和事件
       慈云学校由马相伯出资建造。1920年,马相伯退居学校三楼,称乐善堂。楼有电梯,为蔡元培等赠建。堂有五间,一为会客厅,二为卧室,三为小圣堂,四为秘书处,五为厨房。每天清晨由教区派神父来做弥撒、送圣体。虽已届耄耋,仍挥毫书匾额堂幅屏条,偶尔亦作画,又笔耕不辍,痛斥军阀、反对内讧,培养民德、促进民治,尤热心教育事业。他推动中国天主教会本土化,着力于教会文化建设。亲自翻译《四福音书》,1949年以《福音经》(对译罗马监本圣史)的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资助陈垣等人研究明清耶稣会士的中文著作,因为他认为这些著作尊重中国文化,严谨而可行。“九一八”事件后,号召人民自救,委派代表出席国难会议,还发起民治促成会、不忍人会等组织,直到1937年才离开土山湾,转赴内地。
抗日战争期间,教廷要求各国在华传教士中立。侵华日军对天主教“一体保护”。1941年太平洋战争后,英美传教士或撤退,或进集中营;因视法国侨民为非敌性侨民,法国神职人员可在各地自由行动。1942年,天主教会与侵沪日军商妥,在华的美国、加拿大等籍传教士集中到上海徐家汇,分住土山湾、耶稣会住院和大修道院,他们可以在徐家汇教堂区自由行动;只有个别美国传教士入集中营。因此,土山湾孤儿院一度集中了大量传教士。
        在历次战乱时期,土山湾孤儿院往往成为临时难民收容所。1937年8月~1939年底,与徐汇中学、圣母院等教会机构同设徐家汇难民所,共收容难民2万人;1949年4月,收容难民2000多人。
        二、 孤儿的来历及在院中的生存状态
        土山湾孤儿和圣母院女孤儿俗称均为“堂囝”。1851年,孤儿院中有孤儿66人,其中男43人,女23人。同年,女孤儿被送到浦东的唐墓桥孤女院,从此,孤儿院只收男孤儿。1855年,孤儿院有孤儿122人,1867年342人,1936年320人,1949年200多人,年均收孤儿数十人。
       1、 孤儿的来源
       孤儿院开始只收孤儿和流浪儿,20世纪,兼收贫困儿童和教徒子弟。20世纪40年代后期,逐渐变化,职工子弟或教徒子弟占多数,有的是北方逃解放到沪的富家子弟,甚至有法国军官的子弟,但这些儿童入学要缴学费。新生孤儿由圣母院收养,侥幸存活的男孤儿,到六、七岁送入孤儿院。
大部分儿童7~14岁入院。儿童入院后,家长即失去监护权,生死由命。孤儿院给以初等教育,并教以手艺。习艺期一般为6年。孤儿中有一支铜管乐队,逢教会重大节庆,每每吹奏助阵。
        2、孤儿的生存状态
        儿童平时穿较旧衣服,逢星期日和节日,或有贵宾参观,换上制服,小班儿童冬天还有一套漂亮的呢制服。儿童吃菜靠菜圃自种及自养,每季常吃一种菜,有时吃咸菜。抗战期间,部分孤儿转至松江佘山和泗泾,孤儿常吃麸皮粥、玉米饭,因营养不良,不少孤儿患浮肿病,有的逐步肿到心脏而亡。死亡孤儿由院方提供一口薄皮棺材,葬于土山湾孤儿院河对岸三角地边上的“小圣地”。这些小棺材都是孤儿们在木匠间学艺时用废料做的。
儿童工读班毕业后,升为学徒。学徒期3年,与大班生一同生活,仍需接受初等教育。每天晚上工作结束后,读书1小时。部分孤儿被送到社会上投师学艺。学徒如系家长出膳费(抗战前每月2.5元,约合白米3斗),院方发少量津贴;否则,只供食宿。抗战后,学徒工资分三等,每月可得30~40元,但需自付膳费,余款由院方代为保管,成家时发还。儿童如中途离院,要按年向院方赔衣食费用。学徒3年期满后,由院方根据各人表现决定出路:有的可满师;有的不准满师,也不讲明还需延长多少时间;有的强迫离院。
        孤儿院院规极严,儿童稍有违犯,即受处罚。不少人不堪忍受,或潜逃,或由家长领回;死亡率很高。据教会记载,1875年1月~1885年1月10年中,共收孤儿681名,其中456人受洗入教,32人准备马上受洗,193人未受洗而离院。456名已受洗者中,118人仍在院中,90人病殁,23人由教徒家庭收养,10人潜逃出院,7人被开除,89人属于望教者家庭,暂时寄养院中,初领圣体后回至原籍,119人在院外学手艺。在院外学手艺的119人中,75人已满师,15人潜逃,29人仍在学艺。193名未受洗者中,19人被开除,11人由家属领回,22人潜逃离院,5人由教徒家庭领养,4人暴卒,89人因缺乏恒心,交由家属领回,46人因“圣婴会”经费削减,于1884年底由家属领回。  可见,44.35%的孤儿或死或逃或被逐,不少孤儿重新流落街头。
在不同时期,孤儿们从事不同的生产,但绘画、印刷、木工等工种贯穿始终。1865年后,曾有80名孤儿在7名工人的指导下种植水稻。1867年,全院有342名孤儿,其中133人在各个工场,80人从事农业生产,20人从事园艺,109名年幼者在小学读书读经。不久,孤儿院不再种植水稻。1850~1877年,土山湾共有419名学徒满师离院,他们分别学习了17种手艺。1900年,土山湾孤儿院共有四、五百人;350人膳宿于土山湾,60多户已婚孤儿,住在孤儿院附近;除教会所派管理者外,有师傅151人,学徒141人,年幼在学校读书儿童60名。在工场中:有雕刻工人14人,学徒10人;制图教师1人,学生10人;木作工人32人,学徒56人;铁工工人3人,学徒3人;锯木工人10人,学徒5人;铸铅工工人2人,学徒3人;成衣工人4人,学徒6人;制鞋工人8人,学徒8人;印刷所(刻字、铸字、雕版、铅印、石印)师傅3人,学徒3人;水彩画及油画教师19人,学徒13人;裱工师傅1人,由画师及学徒协助;印刷所工人40人,学徒10人。  1940年,有工人和学徒317人。1948年,孤儿院学校部有儿童200多人;各工场有学徒一批,职工近100人,大多是成年孤儿;教员、神职人员等20多人。
        3、 孤儿的宗教生活
       儿童每日数次参加宗教活动。清晨五点半起床,进堂望弥撒;上课和工作前后,饭前饭后、睡前睡后都要共同祷告;午饭、晚饭后,列队进教堂公念玫瑰经或晚课。星期日上午9时另加一次祷告----拜苦路和念“教理问答”。小班儿童每天有1节读经课,背诵相关经文,背不出要受体罚。大中班学生每周上2~3次教理课,请修道院学生或神父讲教理。教理课是考试科目。另外,每年听“四规道理”和“避静道理”各一次。听避静道理时,休学或停工3天,以专心接受宗教教育。部分儿童入选辅祭班或唱经班,课余进行专门训练。孤儿院由修道院神学教授任神师。神师每天均到土山湾了解儿童思想状况,加以宗教劝戒。自幼开始的、强化的宗教教育,使很多人成为虔诚信徒。
       大班儿童中建有青年圣母会,由土山湾负责人兼任“值会司铎”,即指导司铎。该会约20人,吸收最虔诚的人为会友,每周召开一次会议,分配任务。会友分布在各工场;要以身作则,做模范学生,能反映其他儿童的思想动态并尽力给予帮助。
入院孤儿中,约有2/3的人受洗、初领圣体后开始学习手艺。学徒也要学习教义。院中设有各种善会帮助儿童进修教义。1869年之前,孤儿院中从未有过未受洗礼而死的人。1900年,土山湾孤儿院有400~500人,其中非教徒仅10多人。即使是离院的成年孤儿,也被要求经常在瞻礼日回土山湾参加宗教活动。他们大多能回土山湾参加一年一次的避静神工。1869年有340人参加避静,其中75个成年孤儿。董家渡一个神父每逢主日便给成年孤儿进行宗教培训。
       4、 成年孤儿的出路
       创办之初,孤儿成年后和学徒满师后到社会上投师学艺或求职者较多。1869年,蔡家湾收养的第一批孤儿成年。孤儿院提供衣服、被褥等最基本的生活用品,让他们到社会上投师,并再次签订合同,约定:第一,不参加天主教认定的“迷信”活动。第二,主日及大瞻礼日能自由望弥撒。第三,每年数次回土山湾集会。离院成年孤儿如果失去师傅或东家,或因其他理由不能再留在外面,可以回孤儿院。随着孤儿院产品的逐步畅销,院方更多地选择能力和品格均佳者留在工场做工人。
留工场者多由教会为之择偶,配偶多是圣母院育婴堂幸存的成年孤女。他们往往在圣母院门房间的会客室相亲,看中后要付给圣母院聘金;聘金约合几石米。婚后租住“五埭头”草房,房租约占工人月工资的1/10。草房是教会1874年开始建造的“哀矜房子”,位于肇嘉浜东岸三角地以北;住满一埭(上海话,即排)再造一埭,共造五埭,习称“五埭头”,草房之间的街后称汇南街。1900年,五埭头有100多户人家;1914年,有113户。婚后,男的仍在土山湾工场工作,女的仍在圣母院工场做女红,大多生活贫苦。生了孩子,往往仍送到堂里当“孤儿”。有的人祖孙三代都是土山湾的堂囝。
       5、 孤儿和工人的反抗
        孤儿院的孤儿和工人虽受严格控制,因所受压迫过甚,多次反抗;但所有反抗均遭教会当局联合军警镇压。一次,孤儿为改善伙食集体请愿,教会当局请来法国巡捕弹压,巡捕用机器脚踏车向请愿队伍横冲直撞,并用枪威胁孤儿。结果伙食未得改善,带头请愿的孤儿均遭开除。孤儿院工人的工资低于一般厂商,工人每天工作9小时,病假扣工资,医药费自理。抗日战争前,孤儿满师成为工人后平均工资13元,但要付给院方膳宿费3.5元,熟练工人最高工资可得60元。日伪时期,物价飞涨,罢工潮不断。1940年,上海共发生工潮427次,参加人数达26.6万人。土山湾孤儿院工人月工资低到买不起1个人的口粮。经多次反抗,改为每月发3斗米,后逐渐改为发1斗米,2斗杂粮。1940年12月20日,600多名学徒和500多名工人提出10项改善待遇的要求:第一,每人米贴大人2斗,小人1斗。第二,每人应发煤球1担。第三,倘工人病假,工资照给,并给医药费。第四,假期工资照给。第五,婚丧假期,本埠2周,外埠4周,工资照给。第六,年底照例双工。第七,不得藉口无故除革工人。第八,怠工期内工资照给。第九,解雇工人未满一年应发给6个月,如满一年者,再加一月,如此类推,米贴乃照6个月发给。第十,住院工友饭金仍照战前定价。  在院方未作答复的情况下,1941年1月3日开始怠工,推举总代表施家平与院方谈判。院方不接受要求。4日,工人开始罢工。罢工工人在五埭头设立临时会所,发表宣言争取社会援助。几乎与此同时,教会医院广慈医院150多名职工也罢工要求改善待遇。教会当局迫于形势,只好与罢工工人签订协定,基本允准职工要求。工人复工。但1月31日,院方以生意清淡为由,解雇300多名罢工的首领和积极分子;并叫来巡捕,封闭孤儿院四周路口,紧闭院门,不让工人进工场上班,再度引发罢工。工人攀墙进入工场,捣毁了部分机器。  院方要求日寇驻沪宪兵司令部派了两卡车宪兵,抓走工人代表施家平、杨小毛等人,驱散工人。同时,将裁减工人数降到80多人,并向被裁者提供相当于2~3个月工资的遣散费。罢工潮终被平息。
        新中国成立以后,工人权益受到保护,生活有保障,生病有医保。1952年,土山湾孤儿院各工场组织了工会,工人有了自己的代言人。
      三、 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对教会和社会的影响
        土山湾孤儿工艺院虽已停办近半个世纪,但至今仍是中国天主教史、美术史、出版印刷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公益事业史不可不记的历史现象。其对教会和社会的影响主要有三方面。
        1、提升了上海乃至中国天主教会的文化品位
        在西方,教会往往能培养和邀集文化界特别是艺术、技艺方面的拔尖人才;每个时代、每个地区在建筑、绘画、雕塑、铁木工艺、出版、音乐等方面的顶尖作品,往往集中展现在教堂里。
        孤儿院创办初期,设工场的目的是使儿童学一门谋生手艺。后来,本教区大部分教堂和神父住院中的细木制作,教堂中的祭台等精细木制用具均由土山湾提供,逐步发展到为全国各地教堂和住院提供各种材质的宗教特需用品。一度,本教区大部分教堂的中央祭台上,都挂着陆伯都、刘必振所绘的油画圣像,中国各地教堂、甚至远东地区著名教堂都挂着土山湾绘画馆的作品。1887年,黄安德肋(洗名)所绘《圣母圣心像》,以圣婴会名义赠送教皇。1900年,若干作品入选巴黎世界博览会,受到广泛赞赏。
       土山湾印书馆成为传教区最活跃、最得力的传教工具。土山湾印制的宗教画片驰名中外。印刷所的刻工按图像锓版,印成墨画,再着色,或裱在布上,或装订成册,有的作教堂装饰品,有的用以教学。这些宗教画片流传于中国各地和东南亚,甚至美洲也有人来订购。1872年,传教士将画片带到法国,法国画师加以改进,《十字架报》和圣母升天会会士等进行仿制,进一步精益求精后,广泛流传于欧洲。这些努力,有效提升了上海乃至中国天主教会的文化品位。
       2、提升了上海天主教会的形象
       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是上海地区的第一所孤儿院,是中国天主教会所办的最大孤儿院,其举办成效历来是上海地区教会引以为豪的重要案例。据报道,从创办到1943年7月,共收养孤儿5500多人;成年孤儿大多有一技之长,有的成为印刷、五金等方面的专才,艺术方面出了陆伯都、刘必振、张充仁等佼佼者,孤儿中也有自设工厂者。
从19世纪下半页起,来上海的外国人往往会参观徐家汇。参观点主要有:徐汇公学、天文台、博物院、土山湾孤儿院。土山湾孤儿院接待了相当多来自各国的著名人士,他们对教会所办事业以及对教会所作的评价,广泛流传于欧洲、远东,甚至美洲,有效提升了上海地区天主教会的形象。
        3、促进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的文化中心
       近代上海是受西方文化影响最大的城市,从政治体制到声光化电、从价值观念到行为方式都深受影响。上海在近代以后逐渐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以西学传播中心起步的。早期来沪的外国人主要有军政人员、商人和传教士。前两类人和文化传播基本无关,传教士的主要使命是传教,但在传教的过程中,客观上传入了为宗教服务的西方文化形式。为了更好地传教,一些传教士在西方受过良好教育和专门培训,带来了西方各种文化形式和先进的技艺。这些文化形式和技艺,往往开近代上海甚至近代中国风气之先,给无缘涉足西方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观察的窗口以及在中国传播的源头。所以,如果说在西学传播过程中,上海是重要口岸和渠道,基督教和天主教会则是重要媒介和展示窗口,而在上海乃至中国天主教会中,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为了更有效地传教,土山湾绘画馆引进了西洋绘画和雕塑艺术,所设画室成为上海地区第一个西洋画室;首先引进了石膏像制作工艺、彩绘玻璃工艺和幻灯片着色技术。中国近现代著名美术家任伯年、徐泳青、周湘、丁涑、张充仁、徐宝庆等先后在此学艺。他们大多散居民间,一方面传播和推广了西洋画理论和技法,同时从事商业美术创作,成为上海西洋画传播的先驱者和开拓者。因此,徐悲鸿称土山湾是“中国西洋画之摇篮”。
       印刷业的发展,是人类近代文明演进的重要催化剂,也是近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在广播、电视等音像传播工具发明之前,文字是信息传递最重要的载体。印刷事业的发达与否,直接影响信息传递的速度和范围,影响城市人口的素质,影响城市的文化地位。用木刻手印的方法,不可能日印万张报纸、周出千份刊物、月出百卷书籍。近代上海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中心,很重要的就是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在19世纪下半页,所谓先进技术,主要是指石印、铅印和机器动力。20世纪后又引进了照相排版和铜版等制版技术,进一步推进了印刷业的大发展。土山湾印书馆首先使用石印和照相排版技术,其精湛的铜版、玻璃版、三色版等制版技术,其较早对活体铅字排版技术的应用和推广,都在技术上促进了上海成为全国印刷中心;其大量出版的书、报、图在数量和质量上促成了上海成为全国出版中心。

附录:
1、清朝光绪年间的《送徒习艺据》
立送徒习艺据。今具到   天主堂艺院,为因欲令   年  岁学习   手艺,以资营生。恳蒙准收院中,派师教授。自送之后愿遵后开院规各条,决无异言,欲后有凭,立据呈执为照。
艺院规条
学艺期以六年为限。
期内倘学徒逃走或弃业回家,家中认还膳资,计每月制钱一千五百文、英洋二元五角。
学徒应受师管教,遵守院中各规。如有违拗,任凭训责惩儆,如怙终不改,或有大犯规任凭辞歇。
学徒所需衣服鞋袜等件,家中备给。
学徒倘有不测,听从天主上命,家中不得枝节生言。
                          光绪   年  月  日立送徒习艺据
                                  保送
                                  中证
2、民国时期的《保送据》
立保送据    兹有男孩    ,因孤苦堪怜,特保送土山湾孤儿院抚养教育,以至成人。悉遵定章。倘该孩不服训教,托词潜逃,则仍由保送人寻获送院,否则该孩在院之衣食等费,按年月结算,由保送人备偿,决不推委,恐后无凭,立此保送据是实。
                        中华民国   年   月   日
                                立据人
                            中证人
                                 保送人通讯处